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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不期而至的特殊任务:护卫中山陵

    建成于1929年的中山陵,饱经岁月沧桑,见证了一个个历史时刻,至今保存完好。

    刘志诚生前照片。资料照片

    不期而至的特殊任务

    ■刘志诚

    1949年4月23日,我军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号令下,突破了“长江天堑”,一举解放了南京,把红旗插上了南京城。

    南京解放了,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而国民党残兵败将,却没命地向南逃窜。4月24日凌晨,我带领第三野战军第35军第105师第315团前卫营(二营)胜利渡江后迅速在南岸集结,追歼南逃的敌人。夜色苍茫中,我向前卫营全体同志讲话,简单交代了任务,随即开始进发。沿街电灯时明时暗,四周冷冷清清。在行进中,偶尔听到不远处有零乱枪声和人的呼喊声,但我们想到后续部队会进行搜索和处置,我们不能耽误时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追歼逃敌。我们进挹江门,过鼓楼,当行至新街口时,隐约看到了街中心竖立的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从新街口转向东,沿中山东路行至中央医院门口时,已走了20余华里。这时天色已微明,部队停下来休息。刚坐下不久,前面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中山陵园里有国民党的一个大队,约三四百人,武器装备很好。听到这一情况,大家迅速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我想,中山陵园是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在此地用兵一定要慎重处置,决不能贸然行事。我一方面叫侦察员继续侦察,弄清这个大队的番号,一面向师里请示。我们的请示很快反映到军部,军首长指示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的陵园一定要保护好,不使遭到破坏,你们要想尽办法取得和平解决,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要完成好。

    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说,陵园内的武装是守卫中山陵园的拱卫大队。我们按照军首长的指示,立即展开了政治攻势,开始向他们喊话:“拱卫大队的弟兄们,解放军打过长江来了,南京解放了,我们是来接管中山陵园的。”

    “我们可以谈判解决,你们的长官快出来和我们谈判。”

    随后,国民党中山陵园管理处下属拱卫处上校代理处长范良和拱卫大队中校大队长王全走了出来,表示愿意和我们谈判。范良和王全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的卫士,一直在中山陵守卫。我提出要和平解决,他们愿意把全大队的枪支弹药全部集中封存。我要求他们官兵继续徒手执勤,协助解放军保护陵园,防止破坏事件的发生,陵园内所存设备,要保护好,听候军管会接收。他们表示完全接受和平解决的条件。我召集拱卫大队的官兵讲话,宣传党的政策,要他们听从解放军的指挥,尽责守职,保护陵园。

    我们的部队随后开到中山陵园广场集结,并划分了各连担负的任务:四连进驻天文台,卫护天文台的安全;五连守护中山陵,对通向南京市区的各条路口派出警戒;六连进驻灵谷寺,向马群和孝陵卫方向派出警戒;营部驻明孝陵附近的中山植物园。这时我对全营指战员讲话,强调了守卫中山陵和紫金山天文台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大家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做到秋毫无犯。

    中午我到了中山植物园,受到技术员吴敬立和潘祖恒等的热情欢迎,他们一直坚持工作,保护园内的各种设备,终于盼到了解放军的到来。他们腾出好几间房子,安排二营营部人员住宿,对战士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下午,范良陪同我上中山陵谒陵。路上我们看到哨位上都是两个战士执勤,一个持枪解放军战士,一个徒手拱卫队员,配合得很好。我们沿台阶上山,进到中山陵的祭堂大厅内,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孙中山先生坐像鞠躬默哀,然后进入墓室绕着中山先生的卧像和遗体环行一周。半天多来,我留心观察,中山陵园苍松翠柏,碧瓦银墙,维护完好,中山先生陵寝内外整洁、有序。我对范良说:“为了迎接解放,你的工作做得不错,现在南京解放了,你应该带领陵园拱卫大队的全体人员,认真守卫执勤,把工作做得更好。”范良听了很受鼓舞。从那天起,我们就建立了友情。

    下午5时,我到师部汇报和范良、王全二人谈判的情况,以及部队进入中山陵后对营、连的部署和任务的区分等,师首长完全同意我们的安排,并说,本来按军部的部署,控制紫金山,保护中山陵和天文台是104师的任务,由于你们带领前卫营追击敌人,进军迅速,先期到达中山陵,并和陵园管理部门领导人谈判,达成了协议,这样,军部就改变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中山陵是中外瞩目的重要名胜古迹所在地,南京刚刚解放,城内外秩序混乱,对中山陵是否保护得好,关系十分重大,党中央和总前委对此都非常重视。师首长决定让我继续留在中山陵园内,领导二营完成守卫任务。

    当我回到中山陵园时,已是晚上8时多了。我跨上石阶,默默地数着石级,一共392级,走到了中山陵祭堂大厅门外。此时,我想到作为第一批解放军官兵守卫在中山先生陵前,感到十分自豪。

    南京虽然解放了,但形势还很紧张。蒋介石不断派飞机轰炸南京飞机场。为了避免损失,飞机场里的几千桶汽油运到中山陵园附近疏散。这样,我们守卫中山陵的担子更重了。战士们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严防坏人破坏。就在这时,新的情况发生了。一天,来了个姓蒋的家伙,自称是“江南挺进军”司令,到陵园找到拱卫处代理处长范良,说是代表解放军来接收中山陵园拱卫大队的武装的。范良感到为难,就来找我,说有解放军要来接收中山陵园拱卫大队的武装,问我怎么办。我一听,感到不对,觉得这中间可能有坏人冒充解放军的名义,趁火打劫。于是,我一面交代把人扣留,一面向师里汇报了这一情况。师里告诉我们,二野的同志还没有到达南京,“江南挺进军”也不是我们党的地下武装,要我们对来人进行审问。原来,这家伙是国民党的散兵,企图骗取枪支弹药,组织土匪武装,进行破坏活动。然而,他的阴谋破产了。

    南京解放的头几天,社会秩序还乱,有些坏人乘机抢劫。在中山陵周围的一些不法之徒,对陵园的树木乱砍乱伐。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当即派出了工作队,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群众要保护好陵园,对少数不法之徒提出警告。同时,我们组织了巡逻队加强警戒,使破坏陵园树木的现象得到了制止。

    不久,总前委的负责同志到达了南京。一天,陈毅司令员等首长由我军何克希政委陪同,晋谒了中山陵。首长了解到中山陵和陵园里的名胜古迹保持完好,表扬我们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

范良生前照片。资料照片

    和平移交中山陵

    ■范 良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孙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对陵园管理工作进行了调整安排,决定保留拱卫处全体官兵和部分员工,其余人员即行疏散。我由拱卫处总务科科长改任拱卫处代理处长,负责督察所有留守员工。此时,国民政府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日趋涣散,形势日趋混乱,国民党军队在陵园内构筑工事,多有乘机滥伐林木者。一些散兵游勇也混入陵园盗伐树木,不听制止,动辄鸣枪恐吓。在这种困难情况下,陵园留守人员仍然坚守岗位,尽量避免损失破坏。

    蒋介石在1月21日宣布“引退”前曾来中山陵晋谒,随后离开南京,并没有过问中山陵之事。孙科在离宁前前来辞陵,我请示他:“共军渡江后,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孙科说:“毛泽东、周恩来对孙总理是很尊敬的,你认识周先生吧?你不要跑开,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周恩来先生我曾见过几次。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南京梅园新村设立办事处之后,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多次晋谒中山陵,表达他们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印象最深的是1946年8月20日下午,周恩来来到中山陵祭拜,在灵堂前默默站立了好久才走出祭堂。回去的路上,他突然询问一直跟在他及随员后面的我是谁。得知我的身份后,周恩来含笑和我握手,给了我两张名片,又给了我40万块钱(当时的纸币),请我发给守陵的其他卫士,勉励大家尽职尽责地守卫好孙中山先生的陵墓。1946年11月,内战全面爆发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前夕,又特地到中山陵谒陵。

    我又问孙科:“武器怎么办?”孙科说:“枪可以交掉。”于是,我根据他的指示,动员拱卫处人员不要离开。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奉命守陵和看护陵园的建筑和林木的,大家先把枪支弹药都集中起来。”以后,我担心守陵部队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在解放军尚未进城前,就命令大家徒手站岗,武器全部入库存放。

    1949年4月21日是国共北平和谈决裂后的第一天,南京城里隐约地可以听到江北传来的两军接触的炮声,人们惶惶不安。这天上午,我来到已搬迁至中山东路励志社内的“行政院”办公处,请示共产党渡江后,政府走了,我们留守人员怎么办?负责人员表示预发留守人员三个月的薪饷,暂维生活再说,并从速办理了支付命令,交给我到“财政部”金库具领。我当即赶到金库,金库要我的领款收据,我拱卫处的关防不在身边,无法具领,不得不赶回中山陵,下午办好领款凭证,差上公章,再赶到城里,不料时间迟了,金库已经下班。第二天上午再去金库,金库已经撤走,这张支付命令就成了一张废纸空文。

    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4日上午,解放军某部团政委刘志诚同志,率领一个营战士荷枪实弹来到中山陵,而我们的士兵都是徒手站岗,枪支弹药已集中收藏,编造清册,随时听候向解放军移交。

    刘政委起初把我们当作俘虏,对我说:“你们逃不掉了吧?”我回答说:“我们的队伍,是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留守孙中山先生的坟墓的。”说着就拿出“行政院”给“财政部”的这张支付命令交给刘政委看,“因为他们提前逃跑了,没有领到款,所以支付命令还留在我身边,可以作证。”

    刘政委接过支付命令,仔细观看,看看“行政院”的四方大印,又看看院长何应钦的签章,认定确实是真的,才改变了态度,坐下来静听我对守护中山陵的情况汇报。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枪支弹药清册,拱卫处编制人员清册,以及资财档案等全部交给刘政委接收处理,完成了正式交接手续。从此中山陵墓全部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刘政委接收以后,宣布拱卫处的人员一律留用,原职原薪。即日起我拱卫处的士兵与解放军一道站岗,共同保卫中山陵墓的安全。

    接收移交以后,解放军方面根据支付命令研究,查明我们确实没领到国民党的经费后,遂即补发薪饷,缺欠多少,补发多少,拱卫处人员的生活从此安定下来,无不感激地说解放军好。

    解放军又认为我们不持枪抵抗,不搞阴谋破坏,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好中山陵墓的完整无损,不少一草一木,认为是立了大功,应该受奖。因此对拱卫处的官兵,士兵发给银币3元,军官5元,以资鼓励。

    1949年5月,解放军部队的首长们结队前来晋谒中山陵。我向他们介绍了陵墓的情况,并拿出了陈毅司令员亲笔书写的“保护中山陵”的手令给他们看。以后,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兼市委书记刘伯承司令员也多次来中山陵谒陵并视察工作。有一次,刘司令员来早了半个小时,尚未到开陵门的时间,他就在外等候。刘司令员还组织人马从外地运来了几千株苗木,开始了解放后的陵园绿化工作。如今,整个陵园已是林海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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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山陵进行了几次修缮,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66年。当时,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国家拨款100万元,修缮了中山陵的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更换了陵门、碑亭和祭堂屋面开裂的琉璃瓦,焊缝修整了檐椽外部的铜套,对里面的工字钢进行了防锈处理,陵门、祭堂和墓室的铜门,也全部修整如初。这次大规模维修,保持了中山陵当年的面貌。

    “文革”结束后,中山陵又被列为全国园林古迹修葺重点。1981年,中山陵园管理处请来了一流的建筑设计工程师和工匠,根据历史档案的原样,进行精心的修整。这次修缮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完全按照原来的面貌,重修了祭堂和墓室天花上的国民党党徽。此外,还重刻了碑亭里大石碑碑头上的国民党党徽,对392级石阶,全部用水泥重新勾缝。

    1985年进行的维修项目很多:对中山陵祭堂前三段石阶两侧栏杆和光华亭进行维修,把中山铜像从原铜鼎处迁往藏经楼前,将十年内乱中移走的铜鼎放回原处,从而恢复了中山陵的“自由钟”造型,等等。

    人物简介:刘志诚,河南省获嘉县人。1919年10月出生,1937年11月进入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卫生部党总支副书记、新四军军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军直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特务团政治处主任、第三野战军第35军第105师第315团副政委、政委。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浙江省丽水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2000年2月在南京去世。

    人物简介:范良,1904年出生,广东省三水县(今属佛山市)人,16岁起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1923年开始担任孙中山卫士。1926年冬曾参加中山陵建陵工作,安葬时抬过灵柩,此后一直在中山陵担负建设和守卫任务。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孙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卫处总务课代课主任、陵园管理委员会拱卫处总务科上校科长、拱卫处代理处长,1950年起任中山陵园管理处拱卫组组长、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是长期守陵的唯一老卫士代表,1997年4月在南京去世。